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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诵读心诀
 

   
 
  恭熟忘合灵

  经典诵读,是实践《老子·德道经》和其它著名经典,达到和产生老子“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德治自己和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方法;经典诵读是个人和家庭进行道德修养、修真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典诵读方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符合汉字和汉语内在客观规律性的独特的学习方法;经典诵读,是具有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特点和民族教育特征的学习方法。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民族的生机。古往今来传统教育的特征是道德,民族教育的特点都是为家庭和民族培贤育圣,学习做“修之身,其德乃真”的真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修德,以德养慧;慧智双运,培贤育圣。教中寓学,德养心性;学中寓教,复兴道德。
  古圣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什么说是“明明德”?因为人类需要依靠智慧来明白道德之理,“为学者日益”的后天智识单方面的明德,并不能全面地掌握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需要“为道者日损”的先天慧识明德,共同主宰心灵和大脑,才能真正掌握完整的道德学说思想系统。慧明德与智明德同步共运,形成大智大慧才能真正做到“明明德”。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全面掌握和实践经典的一元四素方法论的时期,“德、道、象、数、理、炁”六大方法整体把握地进行教育与实践,高度协调统一地同步运用智识与慧识认识自然、社会和生命万物。留下了许多精神营养极为丰富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著名经典。这些著名经典,通过经典诵读的方式,能够培养读者的道德心灵,开启读者的慧识,提升读者的智识。但是,我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为起始,对道德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以及教育,因为对老子“修之身”和孔子“修身”的认识开始产生了变化,由于掌握方法的差异性和进行实践路径的不同性,对经典的认识也就开始产生了变化。历史上对道德能量最为丰富的著名经典《周易》和《老子·德道经》,在研究、学习和实践中,就逐步地形成了两大流派。其中的“象理派”(也称理形派)纯以后天智识研究为主,只重视经典的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而“数炁派”(也称理炁派)则比较完整地重视经典内的一元四素的完整性,也就是对经典中富含的“德、道、象、数、理、炁”六大元素整体地重视。不仅注重经典的哲学意义社会意义,更重视经典对人生、对人体心灵和智慧的意义。不仅注重经典对人体后天智识系统的明德作用,更为偏重于经典对先天慧识系统的明德作用。可惜的是所谓的数炁派,后来逐步从社会文化教育领域中失传。整个社会主流被象理派所独占,人们只能独眼慧盲而智明地研究经典。导致极为珍贵的经典诵读方法,这一包含着一元四素方法论的优秀学习方法,这一能实现“与古人居”和“与古人谋”的教育方法,也被从社会教育中抛弃长达百年之久。经典诵读这一煅造道德人格和心灵品格的宝贵方法,逐步退入了山林和民间。理炁学说中最珍贵的莫过于心法。随着各种系列心法的逐步失落,“无为”丢失“有为”兴起,人类社会主流只剩下了“有为”的理形学说和它所含的一些有为方法,对通过经典诵读教育能建设道德心灵品格,开慧益智的认识,也就必然地进入了盲区。
  经典诵读,是东方文化独有的学习方法,是中华民族文化承传的必修课,是启迪慧心增益智慧的科学方法,是培养造就德道人生观的重要方法。
  研究民族文化,应当运用老子“天下之大作于细,天下之难作于易”的方法论,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基础细胞中去探索求真。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细胞,就是文字和语言,这两种细胞就是构成民族文化的基本单元。
  分析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文字语言特点,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的文字和语言都是社会交流的工具,工具的作用是第一性的功能。但是,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却并不是单纯的工具。它们是艺术,是学问,是人文科学,是开慧增智的法宝。这些丰富的特点和功用,都是西方文字和语言所并不具备的重要区分点。
  从甲骨文研究,到未简化前的文字和语言,我们不难深切地体悟到:中华古代祖先们对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设计,完全是一种慧观和智观高度结合型的设计方案,这一设计是为了使子孙后代在运用应用的过程中,能够启迪慧心,提升智力。是为了同步开发人的慧性和智性,使后代能够自然地在运用之中,同步开发慧和智,双向同步开发,慧智双运同成。可以说,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就是活灵活现的一元四素方法论的设计成果。
  中国文字语言的这些优秀特点,已经被近代中外科学研究的成果所逐步地证实。教育部设在解放军306医院的认知科学与学习重点实验脑功能成像中心与香港大学合作的一项最新科研成果,最终揭开了中国语言文字与西方语言文字不同的谜底。科研成果揭示出,使用表意象形文字的中国人与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的大脑中,语言区并不在同一个地方,而是各有自己的语言反射区。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世界科技类最具权威的刊物英国《自然》杂志上。
  中国祖先中的大智慧者,早在中华人文之初,就已经为中国人设计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区。这种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如果与古代丹道理论相结合进行解析,则不难明了祖先们是在深度内观、慧观下的科学发现,是观之于物、体之于身、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必然结果。
  直至今天,我们的现代科学研究才发现,人体大脑语言功能区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位于前脑的布鲁卡区,另一个是位于后脑的威尔尼克区。使用中文的人,平时主导语言功能的主要是大脑中前脑的布鲁卡语言区,这一语言区与运动中枢区紧相毗邻。而后脑的威尔尼克语言区平时几乎用不到,因此这一区域的功能极弱,在脑影像图上不易找到。
  科学研究发现,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他们所常用的只是后脑的威尔尼克语言区,而前脑的布鲁卡语言区却几乎未加使用。而后脑的威尔尼克语言区所毗邻的是听力区。这一重要的科学发现,对我们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特征和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高度重视本民族文化教育的特点,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对于我们改进今后语文教学的方法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什么价值呢?既然中文语言功能区与运动区紧密相连,那么,中国的表意象形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学习记忆方法就应当有所不同。要想学好中文,显然就要多诵读、多看、多写、多印心。舌头的运动、声带的运动,眼球的运动就是重点,“心开窍于舌”(《黄帝内经》),舌动窍开心明,开慧而增智。总之,要靠“运动”来通过语言和文字启迪慧心和智识。古人将学习民族经典的方法分为四大类:目治,口治,心治,手治。这四大治学的方法,充分与大脑皮层运动中枢的功能相关,充分体现出一个“动”字,也就是要求动眼、动口、动心、动手。四动合一,启动大脑额叶区左右双侧的“布鲁卡区”。“目治”,就是动眼阅书看字;“口治”,就是动口出声朗诵经典;“心治”,就是动心印心而心领神会;“手治”,就是动手书写抄录经典文字。中国文化的学习和掌握,离不开目、口、心、手整体的综合全面运用。经典诵读中的书声朗朗而入耳,清泉潺潺而出心,通过动口而达到动心的宝贵方法,是学习和掌握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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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中华诵读网 来源:中华诵读网 浏览次数:5470 添加时间:2010-9-28 14: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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