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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价值
 

  “我实际上描述了一个中华文化的崩溃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在教育上……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教育的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  
  经典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价值
  卢跃刚(以下简称卢):蒋庆先生,你给我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粗粗浏览了一下,从《孝经》、《诗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19部儒家经典,15万字,832课,洋洋大观,工程浩大,是你一个人编选的吗?
  蒋庆(以下简称蒋):是我花了两年的工夫编选的。所选都是中华文化经典中的精华,每课100字左右,是精中选精,正如我在后记中所说,是“宝中探宝,金中拣金”。
  卢:你的“精中选精”是什么含义?
  蒋:“精中选精”是指精华中的精华,其标准是,经典中最能体现圣贤义理价值的核心部分,即经典中最能体现常道常理所蕴涵的思想精髓。
  卢:你的教材对象是3~12岁的孩子……
  蒋:蒙童,对象是蒙童。
  卢:我看了一下,大人也可以读,很多内容我就没有读过。我注意到,你编的不是读本,是诵本。
  蒋:蒙学教育就是背诵教育。孩子12岁以前背诵能力强,称为“语言模仿期”,12岁以后接受能力强,是“理性理解期”。背诵经典就是在儿童记忆力强时记住经典,长大后就逐渐会理解经典的义理内容,如果儿童在幼时不能记住经典,长大哪里谈得上理解呢?所以牟宗三先生说:少儿读经是中华文化的储蓄银行。中华文化最好的货币就是经典,在年幼时将最好的货币存在他们心中,他们长大后一定会知道怎么用。
  卢:读诵经典有一个困难,就是一些汉字的古音与现在不同。我注意到,你编选的《诵本》全部标注了拼音字母。在你之前有人做过这种工作吗?
蒋:已经有多人用拼音给经典注音了,少儿读经的大字拼音本近年来已出了不少,但不系统,不全面,我选遍的《诵本》的特色是系统性与全面性,中华文化经典中的经学、子学、理学、心学都包含了。
  卢:你在《后记》里说:“寻往圣之至道,应今世之时变。”又说:“近世以降,斯文见黜;经书之厄,甚于秦火。”你立志为孩子编书,似乎有一种应对时下现状的强烈冲动。
  蒋:是的,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价值主要存在于经典中。或者说,经典是一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价值。这个问题在1912年以前不是问题。
  卢:为什么在1912年以前不是问题?1912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蒋: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与中华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撞。这与从前佛教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不一样,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的挑战。西方文化是一个现代性的文化,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霸道文化和小人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尊重传统价值的文化,天下主义文化,王道文化,君子文化。
  卢:儒家文化崇尚君子,蔑视小人,但是真打起架来,君子可打不过小人,是不是有点“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蒋:这是麻烦所在。接着刚才的话说。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脉络。大的方面说,中国近代史上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五次大的回应,张之洞、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是“亡国亡种”,而最深刻最根本的问题则是“亡教亡文化”。先从晚清说起。晚清面对西方文化有三种态度:顽固派、洋务派、清流派。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企图守住中华文化的本体,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但是这种提法和实践,把中华文化的内在义理给解构了。在中国儒学传统上,体、用是不分的,张之洞分开了,并且还将理与势、个人与国家这些儒学传统上不分的价值分开了。张之洞说在西方列强面前,个人可以做君子,国家不能做君子;个人必须讲理,国家则必须讲势。这一分,中国文化的“体”是不能指导用的与用无关的“体”了。康有为参加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教”,“教”就是中国文化,但方法则是学习西方制度———“君主立宪制”,而孔子只是康有为“改制”的象征符号,中国文化的“体”已是“虚体”了,实际的“体”已是西方文化的“体”了。到了孙中山,孙中山整个理论体系都是西方的了。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中国文化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儒家文化从“体”变成了“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和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体”、“用”都是西方的了。一百年来的历史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保住了种,保住了国,却没有保住“教”。我实际上描述了一个中华文化的崩溃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在教育上,1905年废科举,但在学校中还保留了“读经科”,儒家经典还是正规的教材,其目标是培养“华魂洋才”。然而,1912年开始,国民政府把西方文化作为治国之本,蔡元培上台担任教育总长,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教育的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
培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卢:按照这个时间来推断,当今90岁以下的人都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也就是说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你我的年龄差不多。我相信,你我接触传统文化的时间和途径是一样的。
  蒋:在“文革”时期。
  卢:确切地说,在1972年“批林批孔”以后。那时出版了一批供批判和学习用的儒、法两家言论,接着又出版了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这个过程,是把孔子以来历代儒家先贤、儒家经典妖魔化的过程,后来又了解到,把儒家先贤和儒家经典妖魔化的时间更早,“五四”时期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一脉相承。
  蒋:这就是个大问题。你要批判,要反思,起码要了解,不了解,怎么批判,怎么反思?
  卢:越不了解,越敢开牙,别人不说,我自己就是如此。数典骂祖,胆子很大,丝毫没有敬畏之心。
  蒋:结果让一个伟大的民族失去了精神目标,失去了文化身份。陈寅恪说自己“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为什么这么说?前面我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价值主要存在于经典中。”说明经典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东西,安身立命的东西被批臭了,忘却了,就没有了文化认同。说的大一些,借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价值没有了,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灵魂飘泊的民族,一个不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的民族。亨廷顿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世界几大文明的历史、现状,他画了一个表来标示,其他几大文明下面,他都明确地标明其现代形态和性质,如西方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惟独没有标示现代中国文明的形态和性质,而是画了一个“?”。我把这个问号叫做“亨廷顿问号”。这个问号对我刺激很大。还有更刺激的,亨廷顿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了文化自我,患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
  卢:你是个典型的“文化危机论”者。你在《政治儒学》中说:“依中国人的历史观,亡国不可怕,亡国可以复国,社会生活依然存在;亡天下亦不可怕,亡天下亦可复天下,社会生活亦依然存在;中国人最怕的是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着亡价值,亡价值则使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能,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灾难。”今天,不仅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儒家经典教育,而且儒家经典又被“五四”启蒙思潮和革命思潮批得臭不可闻。那么,我要问你,你认为的中华文化还存在吗?
  蒋:还存在。
  卢:在什么地方?
  蒋:在草根阶层,在隐形的社会心理积淀层面。在这些层面,文化记忆还没有丢失。
  卢: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
  蒋:有很多意义上的中国人,比如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人种意义上的中国人,语言意义上的中国人,但是我认为,这些意义上的中国人不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中国人,最根本意义上的中国人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内圣外王”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所追求的人格目标。“内圣”,就是内心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外王”,就是能从事各种实际的事业。儒者加专家,“华魂”加“洋才”,就是中国文化的教育理想。所以,我的教育理想,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教育理想,就是培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也就是培养“内圣外王”、“华魂洋才”的经世人才。
  卢:可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完成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且你定的标准是不是太高了?
  蒋:不高。从近代看,我们应该承认,西方文化是巨人,我们是矮子。问题在于,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面对船坚炮利,我们的文化自信被摧毁了。
  卢:你前面说西方文化是霸道文化和小人文化,现在怎么变成了巨人文化,而我们的君子文化变成了矮子文化?
  蒋:清代以来,260多年没有民间书院,官方对民间学术采取压制的文化政策,没有自由讲学的空间,到了晚清才出现了两个民间书院。所以中国近五百年来没有出现过朱子、阳明这样的大儒。大儒是什么?大儒是能够开出中国文化方向、能够解决中国人精神问题的先知先觉。清代以来,知识分子都去搞文献去了,不出大儒,结果导致了中国严重的“文化疲惫”,以至在近代回应西方文化时没有力量,使中国文化堕入矮子文化的行列。须知,文化与文化的碰撞,首先是大儒思想的碰撞,你连大儒都没有,你怎么能成功回应西方文化巨人的挑战呢?
另外一个启蒙开始了
  卢:怎么办?
  蒋:当务之急,要培养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自信,复兴中华文化。问题太多,问题涉及的层面太多,第一步怎么走?恢复经典的教育地位,从小孩子开始抓起。那些诵经的孩子,20年后会怎样?会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中国人,成为按照圣贤教诲立身处世、内外打通的新型君子。
  卢:我注意到,你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由中华孔子学会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教育学会“十五”申报课题实验用书,好像有一批人,包括你在内,在搞一次中华文化的新启蒙。
  蒋:这是一次“启蒙的启蒙”。
  卢:怎么讲?
  蒋:五四运动进行了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这次启蒙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但是,五四运动把儒家经典完全解构了,其结果是中国文化经典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消亡,中国人现在只知道西方文化而不知道中国文化了。五四运动对于中华文化而言,有破没有立。现在我们要说,另外一次启蒙开始了。这个启蒙是用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进行启蒙,具体是用中国文化的经典对中国人进行启蒙,这是对五四运动的超越和拨正,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再启蒙。如果这次启蒙成功,那亨廷顿打“?”的地方就会清楚而明确地写上“中华文化”,而中国近百年来“亡教”的历史就必须改写,中国又会重新成为一个“有教有文化”的国家,即重新寻回中国的文化自我,重新确立中国的文化认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从儿童读经做起,因为中华文化经典就是中国人文化自我的核心,是重新确立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根本。
  卢:看来,你所说的“蒙学”不仅是针对儿童的,也是针对成人的;不仅是针对未来的,也是针对当下的。问题在于,家长和老师们是否能够响应,孩子是否在沉重的功课下,能否响应。
  蒋:你不知道,华人“少年读经运动”1993年由牟宗三先生的学生王财贵先生发起推动,已经进行了10来年,大约有400万儿童参加。400万不是个小数字。不要小看蒙学教育。古代蒙学有很高的社会教育功能。蒙学经典也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义理经典;一个是蒙学教材,前者如《四书》、《五经》,后者如《三字经》、《女儿经》等。我编的是义理经典,是儿童读经的基础性教材,而蒙学教材则是儿童读经的辅助性教材。基础性教材的重要性当然大过辅助性教材,所以,儿童读经必须以基础性教材为主。
  卢:有人把你们称为“文化保守主义”。
  蒋:但是,我要告诉你,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今的文化潮流中虽然不是很大,但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文化保守主义要保守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共守的基本道德价值,要保守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共奉的文化经典,要保守源于人类心灵的常道、常理,所以,这种“保守”倾向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相信,文化保守主义今后一定会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一定会引导中国人完成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文章作者:佚名 来源:网络转载 浏览次数:747 添加时间:2010-9-30 14: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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