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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人士——顾炎武
 

  一、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谈起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当我们回溯往史,缅怀那些忠于自己祖国的优秀的历史人物时,常常会想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得回溯到十七世纪的中叶。当时,极端腐朽的明王朝覆灭了,继之而起的清王朝在入关之初,又推行高压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着社会大动荡,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沉痛地总结历史特别是明亡的历史,得出了若干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断。卓越的思想家黄宗羲,尖锐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光辉的论点,则是另一个杰出学者顾炎武提出来的。
  顾炎武曾经写了一部很有名的书,叫做《日知录》。他在这部书的第十三卷的“正始”条中,谈到“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他说的“亡国”,是指改朝换代,一个王朝的灭亡;“亡天下”,是指整个国家民族的沦亡。他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意思是说,维护一个王朝的政权,是它的君臣等上层统治者的事。紧接着又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意思是说,保卫整个国家民族,则是全国人民都有责任的事情。后来,在人们传习和引用过程中,后一句话被概括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这就得从他的成长和他所处的时代谈起了。

  二、拋弃科举,研讨实学
  顾炎武诞生于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那个时候,由朱元璋所建立的明封建王朝,经过了二百多年,换了十来个皇帝,已经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当时,封建统治集团日益反动腐败,朝政昏乱。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贪赃枉法,结党营私,各地的土豪劣绅则肆无忌惮地掠夺农民。就在顾炎武的家乡江苏昆山县一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失去了土地,沦为佃户,沉重的赋役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由于王朝衰败,国力削弱,东北满族领袖努尔哈赤乘机而起,不再接受明朝中央政府的统辖,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地方性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6年(崇祯九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将“金”改称为“清”。明王朝为了同实力不断扩大的后金作战,把庞大的军事费用全部加到人民头上。结果,广大劳动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有揭竿而起。
  顾炎武的童年时代,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他所出身的官僚地主家庭,也在统治阶级内部大鱼吃小鱼的吞并之中,衰败下去了。顾炎武的曾祖父章志,官至兵部侍郎,是个大臣;祖父绍芳,则是个从六品的普通官员;叔祖父绍才是个监生(曾在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入学的生员);父亲同应只在乡试中得了个副榜(正式取中的为举人,另取若干名为副榜)。绍芾子同吉早死,其聘妻王氏未婚守节。同应的次子炎武出世后,过继为同吉的嗣子;因此,炎武称王氏为嗣母,绍芾为嗣祖父。王氏是一个有文化、有道德的妇女,从顾炎武六岁起,便教他读书,给他讲历史上有作为、有气节的人的故事。顾绍芾更是一个很有学问而又关注社会现实的人。在他的严格要求下,顾炎武从九岁起,便不间断地读我国古代的历史名著如《史记》、《左传》、《战国策》、《国语》、《资治通鉴》等,还认真地读了象《孙子》、《吴子》一类古人谈军事的书。顾绍芾教诲顾炎武要讲求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在学术著作中不可抄袭古人。顾绍芾还十分关心时事,曾长期阅读邸报(刊载有关政事的文书和消息的一种官报),加以摘录。这样的言传身教,对于顾炎武成长后注重经国济世的实学,学术上孜孜于进行新的探索,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都有明显的影响。
  在明末那样的封建时代,、读书人要想对社会有所作为,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首先,科举制度就把他们紧紧地束缚住了。顾炎武也不例外。1626年(天启六年),顾炎武已经是十四岁的少年,他进了昆山县的官学,取得了秀才的资格。科举考试促使读书人成天埋头在故纸堆中,去死记硬背儒家经典中的教条,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与社会现实毫不相干的学习内容,丝毫激发不起顾炎武的学习兴趣。不过,在许多同学少年中,顾炎武却交上了一个名叫归庄的好朋友。他们互以名节相砥砺,性情都耿直狷介,不肯随俗浮沉,以致被人称为“归奇顾怪”。对此,顾炎武在晚年时回顾说:“归奇顾怪,一时之选。”的确,当时这两个年青人称得上是优秀之才。他们对社会现状有着同样的看法,对当时败坏的社会风气都深恶痛绝,真可说是志同道合。他们还参加了当时江南一带知识分子的进步组织——复社,同各地来的读书人一道,既论文,又议政,抨击朝廷中的贪官污吏,议论国家大事。
  从成为秀才以后,科举制度把顾炎武足足桎梏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当中,社会危机又空前地加剧了。1627年(天启七年),农民起义的火炬首先在陕西点燃。星星之火,迅成燎原之势,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领袖的两支起义军,更象铁钳一般,紧紧地夹住了明王朝的咽喉。关外的后金,也乘虚而入,占据了整个东北。明王朝的末日已经临近了。
  1639年(崇祯十二年),二十七岁的顾炎武又一次参加了为取得举人资格而进行的考试,仍遭到了失败。十三年的亲身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危害性。他后来在题为《生员论》的文章中指出,科举制度、八股时文,使读书人“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这是“败坏天下之人材”,所以,只有“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顾炎武通过对沉痛教训的总结,意识到不能再在这条死胡同中走下去了。严峻的社会现实,更促使他作出了同科举制度决裂的抉择。
  顾炎武在乡试失败后,“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国家多难,读经的儒生提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断然摆脱了科举制度的束缚。此后,他便把全副精力用到挽救社会危机的探索中去。他既重视对社会现实情况的了解,又充分利用了自己所能见到的书籍,打算从这些书中取得借鉴,以有助于寻找造成明末社会积弊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些积弊的途径。
  顾炎武的家中收藏有很多图书,不仅有我国历代的重要史书,而且有大量的地方志,有明历朝实录(记录皇帝在位时重要政事的官方史册),还有许多文人的文集、笔记。他日以继夜地从这些书籍中去搜集有关农业、水利、赋税、矿产、交通等方面的材料,打算编成一部分量很大的书。这部书虽然因为天下大乱没有能够编写成功,但是,基本材料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后来,顾炎武把这些重要资料一分为二,其中有关经济资料的汇编就叫做《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资料的汇编就叫做《肇域志》。这两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直到今天,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的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都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当顾炎武把自己的探索日益深入的时候,腐败的明王朝无可挽回地灭亡了。1644年(明崇桢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1],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了北京城,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与此同时,十余万清军逼近山海关。驻守当地的明总兵官吴三桂,可耻地投降了清军,并带领清兵越过山海关,对李自成农民军建立的“大顺”农民政权进行疯狂反扑。农民军未能击退清军进攻,被迫撤离北京。五月二日,清军进占北京,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三、为抗清而奔走
  明亡清兴,改朝换代,一时天下大乱,人心惶惶。在顾炎武的家乡,社会秩序也极不安宁。这里应该补叙一下:164l年,顾炎武的叔祖父去世了,这使他悲痛万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和把他正在从事的著述工作继续下去,他把祖上遗留下来的几百亩田地典押给昆山县富蒙叶方恒家。叶家仗势欺人,图谋将这些田地霸为己有,从此两家结下了怨仇。明亡后时局动乱,叶方恒乘机唆引暴徒抢劫了顾家,还趁着黑夜,纵火焚晓了顾家的住宅。家乡已经无法居住下去,顾炎武陪着嗣母,迁居于与昆山县邻近的常熟县乡下。在那里,他一面继续从事著述,一面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当时,南方的一些明朝官僚,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朝廷,历史上称做南明。1645年(清顺治二年)春天,由于昆山县县令杨永言的推荐,弘光政权任命顾炎武为兵部司务(兵部的下级官员)。为了准备到南京去任职,顾炎武把《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写作停了下来,集中精力撰写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文章。在上述文章中,他猛烈地抨击了明末社会中的弊病,认为此时的社会已处于非变革不可的时候了。因此,他大声疾呼:“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如何去进行变革呢?这时候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南明政权能否稳定地存在下去,足以同清廷对抗。顾炎武紧紧抓住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就军队的改造、军事战略的规划、财政的整顿以及务农积谷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切实的主张。四月间,他离开常熟乡下到南京去,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得到弘光朝廷的采纳。
  顾炎武路过镇江(古称京口)时,弘光朝廷中坚决抗清的史可法正督师扬州。顾炎武在当时作的《京口即事》诗中写道:“河上三军合,神京一战收。祖生多意气,击楫正中流。”西晋沦亡之际,志士祖逖誓复中原,渡江北伐。顾炎武把史可法比作祖逖,并对他寄予厚望,所以诗中又说:“大将临江日,中原望捷时。”诗的末句是:“从军无限乐,早賦仲宣诗”(东汉末著名文学家王粲,字仲宣,曾写过《从军诗》),则表达了顾炎武自己决心为收复中原而贡献力量的意愿。
  但是,残酷的事实却使他大失所望。在弘光朝廷中执掌大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都是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他们不仅与荒淫无耻的福王朱由崧狼狈为奸,苟且偷安,而且竟然置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于不顾,排挤和打击爱国将领史可法等人。对顾炎武的主张,他们又哪里能够听得进去呢?没有知音,政治抱负得不到舒展,顾炎武只好愤愤而归。
  1645年春天,清军在西北歼灭了农民军的有生力量,李自成被迫率领余部经河南退到湖北,后来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壮烈牺牲。这时,清政府将西北战场的精锐部队调集南下,向南明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四月底,扬州保卫战失败,史可法等将领英勇就义。扬州失陷后,清军在那里进行了野蛮的屠杀。
  弘光朝廷虽然腐败,但是它毕竟在形式上还是维系江南人心的一个政权,顾炎武总还希望它在抗击清军中多少能起点作用。于是,在五月初,顾炎武再次离开常熟乡下,取道镇江,前赴南京。可是,弘光政权兵败如山倒,顾炎武还来不及进南京城,清军便于五月十五日击灭了这个小朝廷。清军的屠杀,激起了顾炎武强烈的义愤;史可法等人的壮烈牺牲,坚定了顾炎武誓不屈服的意志。于是,他家也顾不得回,便毅然投笔从戎,在苏州参加了抗清武装斗争。
  当时,江南各地人民不甘忍受清军的残酷杀掠,纷起进行武装反抗。原福王朝廷的一些将领,也带兵同清军对抗。顾炎武过去在复社中的许多朋友,如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人,都投入了斗争。他们联络松江、太仓、宜兴等地的抗清明军,商定由总兵吴志葵先率军攻打苏州,一旦苏州攻克,各路义军便同时响应,会师南京。顾炎武在苏州参加的,就是吴志葵这支部队。他当时激动地写下了题为《千里》的五律一首,诗的前四句是这样写的:“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太湖)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寥寥数语,活画出当时江南抗清斗争的声势。
  在进攻苏州的战斗中,吴志葵的部将鲁之屿异常英勇,他率领三百名士兵攻破苏州西城门胥门,登城而入;但是孤军深入,后援不继,被清军预先设下的伏兵击溃。吴志葵全军遭到惨重失败,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部队便被打散了。由于没有形成一支有力的领导力量,江南的抗清斗争犹如一盘散沙,被清军各个击破。顾炎武只好回到常熟乡下去。
  清朝击灭弘光政权之后,于这年的闰六月发布命令,强迫各地所有的男人都必须象满族一样,把额前头发剃掉,于脑后蓄一长辫,否则就要杀头。这种高压政策,更加激起了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在顾炎武的家乡昆山县,当时清朝派来了一个叫阎茂才的新县令,于闰六月十三日发布告示,下令剃发蓄辫。整个昆山县城顿时群情激愤,犹如火山爆发,怒不可遏。人们冲进县衙门,杀了阎茂才,连他的官府也烧了。逃亡在外的原县令杨永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招募了几百名士兵,迅速赶回昆山;他在百姓们的推戴下,领导全城的抗清斗争。
  七月二日,清军向昆山进攻。昆山全城同仇敌忾,顾炎武的好友归庄、吴其沆等人都直接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顾炎武此时同嗣母一道住在常熟乡下,日日夜夜都与村中父老关注着家乡的战斗。七月五日,清军攻破昆山城,城内百姓遇难者甚众,吴其沆英勇牺牲,顾炎武的两个弟弟也遭杀害,他的亲生母亲被清军砍断了臂膀。
  紧接着,清军于七月十三日打下常熟县城。第二天,消息传到顾炎武住的乡下,他的嗣母决心绝食而死,来抗议清军的暴行。临终前,她告诫顾炎武,不要忘记眼前的这一切事情,更不要去做清朝的官。这时,在福州建立的南明第二个朝廷——隆武政权,根据顾炎武的朋友推荐,任命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后来因为战乱频仍,交通阻隔,加以隆武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明争暗斗,所以顾炎武没有去就职。但是,他暗下决心,誓不对清朝屈服,要为抗清而奔走四方。顾炎武料理完嗣母的丧事,于这年九月间离开了常熟乡下,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流亡生活。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他将自己的名字顾绛(一度更名继绅),改成了顾炎武,字宁人。
  从这一年,即1645年,到1654年的十年间,顾炎武千直流亡在大江南北。太湖中的洞庭山,地势险要,他的好朋友路泽溥、路泽浓兄弟就寄居在那里。路氏兄弟都是坚持秘密反清的人士。顾炎武就以洞庭山为主要活动据点,装扮成商人,南来北往,秘密地结交抗清志士。东边,他曾经到过沿海,试图同张名振、张煌言率领的浙东抗清义军进行联络。南边,曾经到达嘉兴、芜湖等地。北边,则一直到达淮河以北的清江浦、王家营。当他获悉郑成功起兵海上时,曾咏句云:“长看白日下芜城(指扬州),又见孤云海上生”,对郑成功抗清寄予很大的希望。顾炎武在苏州,还同归庄、潘力田、吴炎等人参加了惊隐诗社。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寄兴,抒发家国遭变的隐痛,商讨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关的大事。这就是后来归庄逝世时,顾炎武在怀念他的《哭归高士》诗中所追述的:“悲深宗社墟,勇画澄清计”。

四、弃家北游
  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春天,顾炎武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在钟山脚下寄居下来。正好在这个时候,张名振、张煌言的抗清部队进入长江,一直打到了镇江,使南京城受到了威胁。后来,由于内地接应的人没有如期到达,才被迫退出长江。顾炎武是否与这次战斗行动有某种联系,因史料不足,不得而详。但是,已经有人在注意他同沿海抗清队伍的关系;第二年,他就被人以“通海”罪告发了。
  1655年春天,从昆山县传来了使顾炎武震惊的消息,有人要告发他“通海”,也就是同海上抗清的武装力量有联系。这样的罪名在当时是要杀头的。扬言要告发他的人,是他们顾家原来的仆人陆恩。这个人势利得很,他见到顾炎武家境衰败,就投靠了富豪叶方恒,并在叶方恒的怂恿下,要告发顾炎武。顾炎武得知这一情况后,急急忙忙由南京赶回昆山,径自处死了陆恩。叶方恒抓住这个把柄,一定要把顾炎武置于死地。他绑架了顾炎武,私自加以拷打刑讯;后又买通昆山县官府,阴谋判处顾炎武重刑。顾炎武的处境十分危险,他的好友归庄和路泽溥、路泽浓兄弟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归庄曾经请当时的社会名流钱谦益出面说情。钱谦益原来在弘光政权中当过礼部尚书,南京失守后,却又带头向清军投降,所以顾炎武很鄙视他,坚决拒绝了他的帮助。幸亏路氏兄弟认识松江府(府治在今上海松江县)一个官员,靠这个人出力,把这件案子由昆山县移交松江府去处理,才得化险为夷
1656年春天,顾炎武由松江出狱,回到昆山。在家乡住了不久,又赴南京。叶方恒见顾炎武出狱,不肯甘心,竟派遣刺客尾追而来。刺客在南京太平门外追上了顾炎武,动手行凶。顾炎武头部受伤,要不是有朋友闻讯及时赶来搭救,他早就没命了。
  这个时候,江南的抗清斗争已经转入低潮,南明的隆武政权和浙东鲁王的政权早就垮台,继之而起的永历政权又远离江南,退到了西南的广西、贵州、云南一带。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更广泛地结识各地的志士和学者,增进自己的学问,继续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顾炎武下决心摆脱一再要谋害他的叶方恒,远离家乡到北方去。在此以前,他在《秀州》一诗中表示,“将从马伏波,田牧边郡北”。东汉王朝的伏波将军马援,早年处于艰难的环境之下,曾在北方边地经营农田和畜牧。马援当时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这正是顾炎武要效法马援的志趣所在。
  1657年春天,四十五岁的顾炎武从南京返回昆山。他将家产全部变卖,同好友归庄等人依依惜别,踏上了到北方去的旅途;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山东莱州府(府治在今山东掖县),住了下来。在这以后的三四年间,他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山东、河北、北京,结交不愿为清王朝做官的学者,同他们互励气节,研讨学问。
  1658年至1659年之际,顾炎武来到古称燕、代的今河北北部地区,历抵北京、蓟州、山海关、十三陵等地。他在居庸关考察了历代派兵戍守的下口(今南口),东望明帝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不禁感慨系之地写了七律《居庸关》二首,第一首云:

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泉流鸟道悬。
终古戍兵烦下口,本朝陵寝托雄边。
车穿褊峡鸣禽里,烽点重冈落雁前。
燕代经过多感慨,不关游子思风烟。

  顾炎武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旅行家,他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这种襟怀在他同时所写的另一首五言《秋雨》中,反映得十分清楚;诗中写道:“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顾炎武正是要通过在“四海”的实际考察,去探求历史兴亡变迁的原因。所以,凡是同历史、尤其是眼前的社会大变动有关的地方,他总是力求进行考察。山海关,北依角山,南临渤海,为我国东北与华北交通的重要关隘。明代以来,这里更是一个军事要塞,明清的兴亡,就是从这里揭开战幕的。顾炎武登临山海雄关,凭栏远望,往事历历在目。然而,昨日的战场,今天已是死一般的沉寂。抚今追昔,他不由得要对开关降清的吴三桂进行鞭挞。顾炎武在此时所写的五言排律《山海关》中,有这样几句:“神京既颠陨,国势靡所托。启关元帅降,歃血名王诺。自此来域中,土崩无斗格。海燕春乳楼,塞鹰晓飞泊。七庙竟为灰,六州难铸错。”[2]
  1659年夏天,顾炎武在山东听说郑成功、张煌言率军打到了江南,立即兴冲冲地启程南下。但是,郑成功在打到南京城下后,屡胜轻敌,没有抓住战机全力进攻,反遭清军突袭,终于仓卒撤退,从长江退回海上去了。顾炎武《江上》诗中说时“不知兵用奇”、“顿甲守城下”,正是指的此事。郑成功兵败以后,顾炎武只在扬州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又回到了北方。此后直到他逝世,除了四十九岁那年又一次回江南以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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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中华诵读网 来源: 浏览次数:1770 添加时间:2010-9-30 15: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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